这是搬来这座小城的第三个月,作为自由撰稿人，我选择在凌晨四点出门，避开人群，享受空无一人的街道，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，又压得很短，像时间的刻度，偶尔有早起的环卫工，推着三轮车驶过，车轮碾过落叶，发出细碎的声响。

起初,我并未注意到他。

只是隐约觉得,有什么东西在余光里一闪而过，像风，又不像风，风是有声音的，而他，是彻底的寂静。

第五天,我刻意放慢了脚步，仔细留意四周，在转弯时，我看见一个身影从路灯下穿过，消失在对面的巷子里，速度极快，快到我怀疑是自己的错觉。

好奇心一旦被勾起,便如藤蔓般疯长。

我开始调整路线,刻意经过那条巷子，巷子很窄，两边的墙爬满了青苔，我放轻脚步，屏住呼吸，就在这时，前方传来极轻的脚步声，轻得像踩在棉花上。

循声望去,一个佝偻的身影正在巷子深处，他似乎察觉到我，身影一晃，消失在转角。

我追上去。

跑过三条街,穿过两个废弃的工地，在一排老旧的居民楼前，我终于看见了他，他站在灯光下，喘着气，是个老人，穿着洗得发白的灰色布衣，头发乱糟糟的，脸上布满皱纹，手上拄着一根梧桐木拐杖。

“你……你是什么人？”我喘着气问。

他抬起头,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芒：“年轻人，你追我干什么？”

“你的速度……太快了，你不是普通人。”

他沉默了一会儿,慢慢直起身，把拐杖放在一边：“既然你发现了，那就告诉你吧。”

他叫陈伯,今年七十三岁，五十年前，他是这座小城的邮递员。

“那时候，没有手机，没有网络，信息传递全靠自行车。”他指着远处说，“我负责城南到城北的线路，单程十五公里，要爬三座坡。”

他告诉我,那个年代，信件就是人们的希望，有新婚夫妇盼着远方丈夫的家书，有父母等着孩子的大学录取通知书，有恋人之间说不完的情话，他骑着一辆二八大杠，每天往返三次，风雨无阻。

“有一次下暴雨，自行车链条断了，我推着车走，走到一半，突然发现鞋底磨穿了。”他抬起脚，露出满是老茧的脚掌，“从那以后，我就学会了跑。”

他说,他每天比别人早一小时起床，跑完所有的路线，时间长了，他的速度越来越快，快到自己都害怕。

“有一回，我送一封加急电报，要翻过一座山，我跑啊跑，感觉自己像长了翅膀，风在我耳边呼啸，树在我两边倒退，等我停下来，发现已经翻过了另一座山。”

他说,最快的时候，他能在一盏茶的时间里，跑遍整座小城，人们叫他“神行太保”，说他走路没有声音，像风一样。

“后来呢？”我问。

他摇摇头,眼神黯淡下去：“后来科技进步了，有了手机，有了网络，没人再写信，邮局撤了，我失业了。”

失业后的陈伯,依然保持着跑步的习惯，每天凌晨四点，他准时醒来，在这座城市里奔跑，没有人知道他的速度，也没有人在乎，他像个幽灵，在这个被遗忘的角落，重复着五十年前的轨迹。

“你知道吗？这座城市已经变了。”他指着远处的高楼，“以前，这里是一望无际的田野，全都盖满了房子。”

他告诉我,每次路过那些老地方，他都能看见过去，在城南的桥头，还有他当年种下的梧桐树；在老街上，还能找到当年歇脚的茶馆；在城北的山坡上，还能听见当年他送信时的口哨声。

“可是，没有人记得我了。”他说，“那些信，那些故事，都随着时间消散了。”

这时,远处传来鸡鸣，陈伯看了看天色，慢慢站起身：“天快亮了，我得走了。”

“你要去哪？”

“去城南，”他说，“那里有个老战友，当年我替他送过家书，他现在住在养老院，每天这个时候，会坐在窗前等我。”

说完,他拄着拐杖，转身离开，走了几步，他停下来，回头看着我：“年轻人，你跑得慢，是因为你心里装着太多东西，当你心里只有一条路的时候，你也能跑得和我一样快。”

他顿了顿,又说：“慢一点也好，太快了，很多东西都看不清。”

说完,他拄着拐杖，消失在晨雾里。

我站在原地,看着他的背影渐渐模糊，天边泛起了鱼肚白，城市正在苏醒，远处传来汽车鸣笛声，零星的晨练者开始出现在街头。

从那以后,我每天都能在相同的时间，相同的路段，看见他的身影，他依然快得像风，但我知道，他走得很慢——他在用自己的方式，丈量着这座城市的记忆。

两个月后,我离开了那座小城，临走前，我特意在凌晨四点出门，想跟他道别，可等了一整夜，也没能看见他的身影。

后来,我听说，老陈已经在三个月前去世了。

死于心脏衰竭。

人们在他的遗物里,发现了一沓泛黄的信件，那些信，是他五十年来，替别人送出的，却从未接收过回信。

原来,他就是这座城市，真正的邮差。

风过无痕,却有温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