演目表-那纸泛黄的演目表
在我的记忆深处,有一张纸,它比任何一张奖状都要珍贵,也比任何一张照片都要生动,那是我从父亲书柜最底层翻出的一张演目表,纸张已经泛黄,边角卷曲,像一片秋叶,安静地躺在时光里,上面印着几个模糊的字迹——“XX县剧团春季巡演”,下面是一排排剧目名称: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《秦香莲》《打金枝》……还有父亲的名字,用地道的毛笔字写着“司鼓:陈文生”。

父亲是县剧团的司鼓,一辈子敲着板鼓,带着锣鼓班子,给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配上了心跳,小时候,我常跟着他跑台口,记忆里的戏台是简陋的,几根竹竿撑起一块白布,灯光照着里外透亮,最让我着迷的,是后台墙上贴的那张演目表,那是一张墨迹未干的大红纸,用毛笔正楷写着当晚的剧目、主要演员、乐队成员,父亲说,这不仅是节目单,更是演员们当夜的“军令状”——谁上谁下,几点开场,哪出戏压轴,一字都不能错。
有一回演《秦香莲》,演到“杀庙”一场,饰演韩琦的演员因为家里突然有事,临时告假,那晚上,父亲盯着演目表看了很久,最后用笔把“韩琦——刘大柱”划掉,换上了自己徒弟的名字,那场戏我趴在台口看了,新韩琦的手一直在抖,但板鼓声稳稳当当,像一座山,后来我才知道,父亲那天下午刚处理完一件更棘手的事——他的老搭档、拉主弦的李师傅腰伤复发,临时换上了省城来的一个年轻人。
“演目表上每个名字,都是一条命。”父亲点着烟,烟雾里他眯着眼,“写上去了,就得对得起这个名字,对得起台下那些眼巴巴等着看戏的人。”
从那天起,我开始觉得那张薄薄的演目表有了重量,它像一扇门,推开门,里面是演员们对角色的理解、对艺术的敬畏,更是观众从四面八方赶来时的那份期待。
后来,父亲老了,剧团散了,那些热闹的台口渐渐安静下来,演目表上的剧目越来越少,从七天七夜的大戏,变成折子戏,最后只剩下一两本,有一年春节,父亲破天荒没有去团里,而是坐在家里,翻出一个旧箱子,里面全是泛黄的演目表,他一张张地展开,像在阅读一本书。
“这张是1982年在新安镇,连演七天,场场爆满。”他指着其中一张,“这张是1990年,最后一场《坐楼杀惜》,演完那个小生就去广州打工了,再没回来,这张……”他的声音低了下去,像是怕惊动什么。
我凑过去看,那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剧目和时间,有的名字已经模糊,有的被红色钢笔画了圈,那是当时重点推荐的场次,翻到最后一张,是最新的空白演目表,纸张还很白,没有任何字迹,父亲把空白的那张放在最上面,又看了很久。
“空白也好,”他喃喃道,“给后人留个念想。”
我不太懂,但这句话一直记着。
父亲去世后,我整理他的遗物,发现那个箱子被放在床头柜里,上面压着一封信,是他写的:“这些演目表,是我这辈子最宝贵的东西,每一场都是真实的,每一笔都是用心写的,要是将来有人问起咱们县剧团什么样,你就拿出这些纸给人看。”
我打开箱子,一百多张演目表整齐地叠放着,从1980年代到2000年代,纸张的颜色从白到黄,从厚到薄,见证了时间的流淌,也见证了父亲从青年到老年的岁月。
去年,我路过省城的一个老旧剧场,门口贴着一张很现代的演目表,电子屏滚动播放着当日的剧目,我站在那儿看了很久,突然想起父亲的演目表,那些手写的、墨迹斑驳的、被雨水洇湿过的宣纸,它们或许笨拙,或许简陋,但每一笔都饱含温度,它们不是冷冰冰的节目单,而是一群普通人对舞台、对观众的承诺,是古老的东方叙事在民间最质朴的呈现方式。
演目表,或许只是一张纸,但它承载的,是一个民族千百年来“戏比天大”的信念,那些写在纸上的名字,是我们民族精神最鲜活的注脚。
父亲和那些演员们早已老去,剧场也大多拆了,可只要还有一张演目表被后人记起,那些锣鼓声、唱腔声,就会在某个人的心里继续回响,就像此刻,我写下这些字,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夜晚——后台灯火通明,父亲端坐在板鼓前,目光扫过墙上那张大红的新演目表,然后重重地敲下开场的第一声鼓点,那一刻,万物澄明,岁月安好。
这纸泛黄的演目表,就是我的“文化记忆”的开关,轻轻一开,便是一整个时代的繁华与深情。





